卡拉克斯刺破的是電影中的一個小小的悖論，即電影力圖使我們沉浸其中（好萊塢電影尤為如此）但我們不可能忽視表演自身的存在。舉個例子來說，弗朗敘和敕使河原洪在《沒有面孔的眼睛》與《他人之顏》中都拍攝過毀容的臉，但毀容的人物即使一人在家，也仍然需要戴上面具或纏上繃帶。因為攝影機后坐著觀眾。在《海斯法典》的好萊塢時期，電影中的夫妻躺在床上都要被屏幕隔開。《安妮特》放大了這種表演的在場，所以即便是床上做愛也需要歌唱。表演的本質在于一種模仿，而模仿產生滑稽，舞臺喜劇演員便是亨利（柏格森式的滑稽人物）最好的身份。做愛自身也成為了一種機械的模仿運動，誕生的即是機械裝置本身“安妮特”。亨利（卡拉克斯）滑入了美國電影敘事的牢籠。這是對美國電影最深的致意與最無法避免的諷刺。